《中国知青口述史》欧阳琏：阿克苏事件始末
《中国知青口述史》
阿克苏事件始末
——欧阳琏口述
采访人：刘小萌
时间：2002年3月13日下午
地点：上海市卢湾区崇德路66弄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边疆地区国营农场知青掀起过两场波澜壮阔的争取返城活动，第一场是1978年底至1979年初丁惠民领导的云南农场知青请愿上访活动，另一场则是1979初至1980年底欧阳琏领导的新疆农场上海知青请愿上访活动。关于丁惠民其人其事，这些年陆续有不少报道，而当年为三万多上海知青奋起一呼、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的欧阳琏其人其事，除了在新疆农场(生产建设兵团)生活过的十万知青及其亲友，恐怕就只有新疆农场的那些老职工和他们的子弟还略知一二了。
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通过互联网查找一个人的资料似乎已不费举手之劳， “google”的强大检索功能，可以在分秒间将你感兴趣的资料从四面八方尽收眼底。但网络的极度扩张也令我感到困惑，在许许多多平庸至极的人物占据着大量空间的同时，欧阳琏这样一个值得大写的名字，却居然没有一席之地。真让人不由得发出“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慨叹。
我对欧阳琏的了解，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撰写《中国知青史——大潮》开始的。一个偶然的机会，听说了新疆的“阿克苏事件”：20世纪60年代初，上海有十万知青被送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大约20年后，留在当地的还有三万多人。这三万多老知青，献了青春献儿孙，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就是“坚决要求回上海！”为了这个基本的权利，他们不断上访，不断请愿，却始终没有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复，为了断绝他们的返城之念，当局甚至搞出指鹿为马的伎俩，把他们“知识青年”的称谓改换为“支边青年”。这些人愚蠢地以为：只要称谓一改，他们就被划为“知青”的另类，“知青”的名分没有了，还要求什么返城的权利?
此举激起知青的强烈不满，在投诉无效的情况下，矛盾迅速激化。1980年12月，知青们铤而走险，齐集阿克苏，举行3000人的百小时绝食活动。除了当局的压力，还有风寒雨雪的侵逼，为了显示必死的决心，知青们在绝食现场摆放了三口棺材......如此惨烈的场景，不仅在中国知青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即便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也是屈指可数的。
当我刚一接触到这个事件的模糊轮廓，就不能不为它的悲壮所感动，后来多亏一位在新疆生活过的知青朋友的帮助，使我掌握了关于这次事件始末的第一手资料。根据对这些资料的分析研究，我在《中国知青史-大潮》中专门写了“一波三折的新疆农场知青返城风”一节，第一次对新疆上海知青返城活动的合理性以及“阿克苏事件”始末做了概括的说明。但是，到此为止，我还没有接触到一位在新疆生活过的上海知青，更不用说“阿克苏事件”的亲历者甚至欧阳琏本人了。这种局限给我留下了诸多缺憾。信息的单一，甚至影响到我对欧阳琏真实状况的了解，在《中国知青史大潮》中，关于“阿克苏事件”中的欧阳琏，我是这样写的：“总指挥是十四团的欧阳琏。他是个残疾青年，已离婚，留下的一个孩子也送给了别人，身体不好，人称'半条命'。他自告奋勇站出来，要众人听他的指挥......”
这段话的前两句，我是根据当时的官方档案，没想到却是错误百出。后来得知，欧阳琏并非残疾，也没离婚，他的第一个妻子也是上海知青，因病英年早逝，没有留下孩子，当然也没有什么“半条命” 的绰号。后来有上海知青看到这段话，对我的这段不实之语颇为不满，找到欧阳琏，想与我交涉，而欧阳琏却轻轻说了一句话：作者写这本书已经很不容易，他为上海知青正了名，不要再为我个人的一点儿名声找他了。这事是我后来听其他上海知青讲的。
当我决定撰写《中国知青口述史》的时候，首先就想到了欧阳琏，不仅是为了弥补我多年的遗憾，更是为了给中国知青留下一个在历史关键时刻方显出英雄本色的魁伟身影。感谢我的好朋友，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二师的赵令如大哥，在他的帮助下，终于如愿以偿地与欧阳琏建立了联系，并通过他们，结识了一批当年为知青返城披肝沥胆的兄长。
相见恨晚— 与上海知青赵令如夫妇的合影
2002年3月13日下午，在上海市卢湾区崇德路66弄，我终于见到心仪已久的欧阳琏。欧阳大哥的相貌太普通了，花白的头发，简朴的衣装，饱经沧桑，皱纹纵横的脸上，一双总是眯缝着的笑眼。如果走在街上，绝对就是个退了休的老工人，甚至是郊区进城的老农民。谁会想到，在他平凡的外表下，掩盖的竟是那么刚强的性格，充溢的竟是那么崇高的正气——在绝食的最困难时刻，正是他做出了不惜自焚一死以昭示天下的决心……为此，他个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为此，他赢得了千千万万人的心，不仅是当年那些共过患难的知青，甚至当初站在他对立面的那些人，也不能不为他的人格力量所打动。如今，你随便询问一下那些在新疆生活过的人们，对欧阳琏是什么印象，老的也好，少的也好，十之八九会夸上一句：“那真是条汉子，就是不简单！”
我和欧阳琏的初次见面是在畅饮中结束的。在座的有赵令如、徐达、张宝璇、叶国民、谢敏干等几位兄长。酒酣耳热之际，诸位给我留下了几句肺腑之言。欧阳琏：“中国知青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徐达：“谁能领悟历史?！”赵令如：“力求无愧于“知青’。”张宝璇：理想主义大厦倒塌起于知青运动。”我希望把这几句话留给历史，供人们回味。
采访上海知青领袖欧阳琏时的合影
我请欧阳琏做口述，重点谈阿克苏事件始末，其次是被捕入狱一直到返回上海以来的情况。欧阳大哥不仅做了详细的回顾，还把珍藏多年的历史文献、一百多张图片提供给我。
3月17日在浦东新区严丰路晶晶饭店，新疆上海知青三十余人，都是阿克苏事件中各团场的知青代表，讨论进疆40周年纪念筹备活动。欧阳琏盛情邀我参加，在场的有王良德、杨清良、张鸿兴......都是些当年在官方挂过号而为我耳熟能详的人物，一时间群贤毕集，高谈阔论。会上，欧阳讲了话，我也做了热情洋溢的发言。初次见面的拘谨随之荡然。最热烈的一幕还在后头：原一师二团的知青代表王宝全当众解开裤腰带，取下一块墨绿色和田玉质魔鬼护身符，执意赠我留念，我推让不能，只好如此效法，也当众解开裤腰带，把护身符套上。一时间觥筹交错，歌声呜，好不畅快也！
难忘的盛会，与各团场知青代表欢聚于晶晶食府
“阿克苏事件”中，曾有三名上海知青在前往乌鲁木齐请愿途中遭遇汽车翻车事故，不幸罹难。20年后，在欧阳琏等人的组织下，老知青们又集资数万元，派代表陪同家属远赴新疆，将三位烈士遗骨火化后迁回上海，重新安葬。许多知青生活拮据，依旧慷慨解囊，体现了知青的凝聚力。既告慰了死者的英灵，也升华了生者的境界。不久，欧阳琏把根据这次活动实地摄影整理成的VCD《英名永存》寄来， 为上海知青运动续写了新的篇章。
12月初，在上海，我再次会晤了欧阳、令如等一批知青，重点请杨清良回忆了1980年在北京上访的一些情况。清良是上访团团长，他的回忆，为了解上海知青请愿全过程补充了重要内容。上海知青已商定，将在2003年举行进疆40周年的纪念活动。我希望本书的出版，有助于更多的人们了解他们的坎坷经历、面对困难的勇气和牺牲精神。
一 进疆始末
二“文化大革命”初的造反
三 1979年的返城风
四 进驻阿克苏地委大楼
五 惊天动地大绝食
六 铁窗生涯
七 回到上海
一 进疆始末
我出生在上海，妈妈死得早，后来有了继母，继母又生了娃娃。我的初中是在上海市有名的重点中学向明中学念的，毕业后为了投靠哥哥谋生，万里迢迢转到重庆念高中。我的哥哥解放前就参加了革命，那时在部队做军官，各方面条件比较好。但是我到了重庆不久，他就成了家。说句难听的话，吃父母的饭可以睡在床上吃，有嫂子了，吃哥哥的饭就难。我念书是要花钱的，何况哥哥很快又有了娃娃，经济压力是蛮大的，所以，1961年我从重庆市第一中学毕业时，尽管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还是没有报考大学。
当时是三年灾害后期，国家正动员大批城市人口到农村去，我就报名了。我前后三次下农村，这是第一次。80年代初，我因阿克苏绝食请愿一案在法庭上受审时，就说过：说我不是共产党的政治信徒，是叛逆，我不承认！我受党教育多年，哪一个人有我这样的经历，三次到农村?
1961年，我到了重庆市郊广阳坝的市直机关农场。农场里的人，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右派，一部分是所谓的“右倾”[分子]。一年半以后，国家经济政策有了改变，提出“巩固、充实、提高、调整”八字方针[1].农场领导很关心，支持我回城，但我这么大一个人，显然不能在哥哥家落脚了，领导就说：“你回就回老家吧。”这样，我在1963年初回到了上海。
二十多岁的人嘛，在家里闲晃，增加了父亲的经济负担，不是长久的办法。正赶上上海市开发崇明岛，我毫不犹豫响应号召去了，每天的劳动是在海滩上砍芦苇。当时上海要求，每个区都在崇明办一个垦殖场，经过几十年建设，现在那里已经有很多现代化农场了。不管怎么说，我们这批人，是崇明岛的开拓者。在岛上，我苦干了半年，把身体累垮了，右肝肿大，不得不回到上海。
我是1963年10月回上海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又报名去了新疆。坦率地说，我决定到新疆去，并不是思想境界有多么高。你想想，都24岁的人了，还没个正经工作，跟着父母过，那滋味好受吗?家中两代都是继母，母亲是继母，奶奶是继奶奶。两个哥哥，一个在四川部队，另一个家庭负担也重，他有三个娃娃，帮不上我的忙。在经济压力下，不去新疆还能有什么出路呢?当然，新疆来人的宣传也起了很大作用，什么“边疆处处赛江南”啦，说得天花乱坠，听者无不热血沸腾。
在“文化大革命” 前的几年里，一共有10万知青离开繁华的上海，到西北艰苦的戈壁滩，被编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样大的规模，在当时各大城市中是绝无仅有的。
我是1964年5月23日进疆的，在那里生活了整整20年。对新疆这片热土，我是很留恋的，那里洒有我的血汗，印有我青春的足迹，甚至埋葬了我的爱。我的第一个妻子同为上海知青，就是在那里去世的。所以，新疆是我的第二故乡。问题出在哪里呢?知青到了兵团，不仅在生活、劳动上遇到种种难以想像的困难，在人格上往往受到歧视甚至迫害，因此造成许多遗留问题。
我落户的地方，是兵团农一师十四团十八连，在阿克苏东南面，塔里木盆地北，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是位置最偏远、条件最艰苦的一个团场。苦到什么程度?每天干活两头见月亮，清早起来月亮挂在天上，晚上睡觉月亮已悬在天上。劳动强度超过20岁左右的人所能承受的，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饭都吃不饱。
兵团战士的“录取通知书”
我们吃了12年的杂粮，说得难听点儿，一年里就是逢节过年吃一顿肉和大米饭。在南方长大的人爱吃大米，到新疆后大米饭一年只能吃七顿，国庆节呀、元旦呀、春节呀，也就是这么一碗。每个月都是吃包谷馍，90张馍馍票，10张是白面的，80张是包谷面的。大锅菜烧好了把盐一撒，大师傅再往上倒几滴油，那油花浮在上面不是有圈圈吗?开饭钟一打，女同志排在前面，她们要见油星的，哪怕只有一点点。男娃娃打饭排在后面，他们不要汤水，要捞稠的、干的。上海青年三年后探亲，回新疆时，基本没有带其他东西，全部是吃的，大米、挂面、肉。瘦肉一定不要，全部是肥的。我们的油一个月100克都保证不了。
上海知青的陋室
住的是红柳编的“房子”。先把大约两米长的红柳砍下来，扎成捆，一捆一捆接好，然后竖起来，把两端各埋进地里20公分，照这样做下去，你要接多长就可以接多长，形成一个拱形的窑洞。两面用泥巴一糊，就是墙了。屋顶是不能糊泥巴的，空隙太大容易掉下来，一般就是糊一米多一点儿。
喝的水又苦、又咸、又涩，含有硝、氟。不要说外地人，就是上海青年，你这个连队的人到我这里来，是不喝我这里的水的，喝了就要拉肚子，因为不习惯。
有些事情，说出来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发生过这么一件事：知青吃不饱，晚上点着马灯，到马号、猪圈去找东西吃。猪吃的饲料，是把包谷和芯子碾碎搀和在一起的，有的青年偷吃猪饲料，受不了就吐了，吐得哪儿都是。好，让领导知道了，不但大会点他名小会点他名，还要他站出来挨斗。最可恨的是什么?第二天就吩咐喂猪的老同志把牛粪拌到饲料里。他要干脆说明，也就没人去吃了，可恨的是他做这个事还要瞒着人。小青年吃不饱嘛，还要偷，回来说：“怎么今天的味道跟昨天不一样?”再拿马灯过去一看......那年我24岁，在知青中是很大的，年龄加上学历，再加上阅历，都决定了我不可能跟着他们去偷，但是遇到放牛粪这种事，我们怎么能忍啊?！
兵团人员复杂得很，分几大部分，复员转业军人、盲流、知识青年。复转军人，说是三五九旅老军工下来的，实际上老军工没有多少，大多是新疆和平起义过来的国民党兵[2]，有些是老兵痞，跟三五九旅的作风不一样。我们师有个陕北人杨二娃，是老红军，保卫延安的有功之臣，据说救过毛主席，毛主席亲自送给他一把枪。他的脑子受过枪伤，身上有枪洞，一米八十几的大个子，黑黑的。他对知青很好，连里没油了，团场拿不到，他就跑到农一师去找师长：“我是杨二娃，你不要当师长了，我是老前辈，革命比你早多了！”说着，拿把凳子往门口一摆，“有本事你出来”！师长不敢惹他，紧着打圆场：“老杨，你进来进来，有话好好说嘛......”“你批呀，批五桶油给我。”最后带着油回来了。像杨二娃这样关心知青的干部不是很多，所以他的口碑好得很。
在团场，那些没有文化的人，国民党遗留下的人，怎么能管理好我们这些从繁华大城市来的知识青年呢?用现在的话说——代沟很深。指导员是共产党员，时间长了一了解，他当初是国民党哎，是兵痞哎，和平起义后又入了共产党。高强度的劳动，艰苦的生活，再加上愚昧的领导，现在想起来都要流泪。说个笑话，干部是大老粗，没文化：“同志们，你们笔有没有哇?晚上开会，你们得带笔！”笔，跟我们上海的粗话“x”音是相同的。“带笔”，“没毛笔”，“光笔不行”，“铅笔”，笔、笔、笔......这样引得青年发笑。有事也要谈，没事也要谈，晚上不到9点、10点，是不让你睡觉的。
如果兵团的那些领导能够对我们有一点儿关心，有一些人情味，如果他们能够给我们讲道理，正确地进行引导，可能大家还安心一些。实际情况是，知青一到目的地，就没人管了。当时有个顺口溜：“上海娃子呱呱叫，上火车不要票，下了火车没人要。” 这种生活环境，艰苦得不得了，再加上领导的愚昧，麻木不仁，知青有苦没地方诉，积怨越来越深。用一句毛主席的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我们那边压迫得最凶，所以反抗得最厉害，“文化大革命”中也是闹得最凶的一个团场。
二“文化大革命”初的造反
“文化大革命”初，在全国形势影响下，新疆的上海青年也起来造反了。我参加了红二司，是造反派组织，成为里面的一个头头。当时造反就是根据毛主席指示的：跟当权的人斗。直接原因是到新疆后种种遭遇所引起的强烈不满。我们被封闭在一个大笼子里，只知道团里的团长、政委，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就整治这个，写大字报，学习政治。当时群众中分什么保皇派啊造反派，大部分上海青年都加入了造反派，遭到另一派的殴打、镇压，许多人跑回上海。知青中也有站在场领导一边的，人数很少，其中有捞稻草的、拍马屁的、受了好处的，有的是为了一官半职。
我因为参加造反派，被另一派抓起来打，但是我仍然坚持写文章、大字报。后来，农场内无政府主义者、流氓团伙以“偷钱”为借口毒打我，我受了重伤，小便失禁，头肿得像个小脸盆，卫生所和原连队不收留我这个造反派。我怕再次挨打，跑到女朋友处，她是和我一同到新疆的上海知青，由她照顾我的饮食和大小便，晚上就睡在一个床上，用一个帐子挂起来，与同宿舍的女知青隔开。伤好以后我打报告申请结婚，很快批下来了。
不久，形势更加险恶，我和妻子决定到内地避一避。1968年9月先把她送上车，11月我才离开农场。从乌鲁木齐到南京浦口，坐车逃票，到了浦口，翻墙出站。在南京，与一上海知青用一张票混进车站，到苏州站深夜下车，沿着铁路线走了一里多路才绕出站，最后买了从苏州回上海的车票。
我的岳父是病休的区民政局干部，岳母是后续的。岳父对我说：“女儿嫁出去就不要住到家里来，住到家里邻居要看笑话的。”再说她家经济也困难，容不下她住，这样，只能随我。我父亲是工人，家里负担重，弟妹尚在读书，继母没有工作。父亲没有办法，把住的大房子换小房子，换些钱给我生活。
我当时29岁，不能再依靠父亲生活，更不能靠他抚养我的妻子。我有个朋友，是长航船员，我帮他们买上海商品，他们帮我逃票上船。我们先到重庆，又到武汉，我到处做泥水小工，给人家和泥巴，勉强度日。我是不敢回新疆的，在我之前，许多知青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回到新疆，一去就被剃光头、阴阳头，斗啊、打啊，受到种种迫害。我们团有个造反派组织，取名叫“无法无天”，有两个头头，一个女知青外号叫“石头”，是机关干部，一个男的叫邓丹，这两个人领着全团的上海青年闹，最后全军覆没，全被打了。“石头”的两条腿也拐了。许多青年新疆不敢回，上海又不能回，只好在长江沿岸漂泊。
1971年，中央军委派了许多戴着领章帽徽的现役军人到兵团各师、团担任领导。我们团政委陈光是空军军官，他来了以后，我还在上海，给他写了信，不久收到来信：“你回来吧，不会有事的。”这年7月，我携妻子回到农一师十四团，结束了长期的流浪生活。
全国知青的第一次返城风是从1966年开始的，不久，上海动员倒流的知青回新疆，打的旗号是所谓“回家闹革命”。80年代初，我因为领导阿克苏上海青年请愿绝食活动被捕，在法庭上我这样说过：“上海青年，文化大革命'中那么多的人离开新疆回到上海，后来又回来。为什么打倒‘四人帮’后，国家处在“拨乱反正'的时候，我们反而不愿意在新疆了，这个根源在哪里?不在我欧阳琏，我没有那么大的能量。提请法庭注意这个问题。”
几十年里，在新疆的上海知青要求返城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最后发展到请愿、静坐、绝食，不是哪个人可以煽动得起来的，它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除了前面提到的环境艰苦、领导水平低外，缺医少药、医疗条件太差也是一个原因。我前妻的病故，就是一个具体例子。
结婚以后，她常闹肚子痛，医生说是阑尾炎，打个针，吃点儿药，回家休息休息。她的病时好时坏。1972年5月30日，我正在写广播稿子，她急着叫我：“快来看！身上摸到了鸡蛋大一个疙瘩！”我一看就急了，第二天赶紧陪她去看病。医生怎么说呢?“这是气块，你老婆一定是受气了。”我老婆她从来不生气的，我说：“她根本不做家务事。”“好，那她就是怀孕了。”他们诊断不出个所以然来，只是胡乱推测。我们又到总场医院，同样没有结果。我一时性急，说了句：“实在不行，我们就回上海。”医生一听，很不高兴：“你要回上海，就回吧！别来看了！”我们当时年轻，有点儿火气，说走就走嘛，谁知那个医生故意把农场转院证明下面的图章给裁掉了。
我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把证明放到口袋里，赶快回农场，跟领导请假，再往上海赶。紧赶慢赶到了上海，经确诊是晚期卵巢癌。受到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我哭得不得了。医生责备说：“你现在着急了，早干啥呢?！你老婆原来得的是卵巢囊肿，按照医疗文献说，这种病百分之九十九是良性的，只有百分之一是恶性的，你耽误这么长时间不治，现在转成恶性，又哭了，你早一点在哪儿呀?！”我连忙跟医生解释：“在新疆那里看病，医疗条件差，给耽误了。” 医生一听，不吭气了，同情了。
妻子是6月10日去世的。该结账了，医生问：“你这个转院证明怎么连公章都没盖?”我说：“有的，给他们撕了。”“哎呀，你有这个公章，医药费不要你解决的。”没办法，我找到驻院军代表，诉说了困难情况，他很表同情，让我先打一张答应分期付款的条子。要不，遗体都拉不出来。医院有规定，人死了停在太平间，你要先结了账，才许把遗体拉走。事后，十四团不愿承担这笔医药费，数年后，上海的医院按有关政策核销了这笔账。
三 1979年的返城风
我重点讲一讲上海知青在1979年的事情。当时全国知青掀起回城风，年初报纸报道了云南农场知青丁惠民领导的请愿活动，消息流传很广。信息很快反馈过来：“弟弟，从黑龙江回来了"；“妹妹，从江西回来了。”这样的信息很多。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阿克苏垦区十四团的上海青年首先动起来。[3]在十四团，我们十八连又是第一个行动的。我们连的青年多数是各连领导不喜欢的人。拿我来说，我屁股上是“没毛”的。所谓“没毛”，就是受处分呀，警告呀，关禁闭呀，大会批评呀小会批评呀，这些问题我从来没有过，但是因为爱提意见，打抱不平，还是成了领导的眼中钉。连里一些青年，还有过小偷小摸、打群架行为。总之一句话，是领导不愿意要的人。我们连又是全团条件最艰苦的连队，出门就是沙包，连指导员不好管理我们，也没办法管。整天开荒造田，就是把红柳刨出、挖走，至于粮食能不能种出来，水能不能灌进去，他就不管了。
1979年1月，《人民日报》和新疆的报纸上登了王震和农垦系统领导接见丁惠民的消息，他们跟丁惠民说：“你回去，不要说罢工胜利了。”这是中央要解决云南知青问题的明显信号，我们一眼就看出来了。团里有个青年叫吴淼，他到上海探亲，回来后把知青回城风的情况大讲了一通，他口才好，煽动性强。在这种情况下，有个连写了张小告示贴出去，小告示也叫小字报，上面质问道：“云南知青返城了，为什么我们新疆问题没解决?”团里很多上海知青看到了这个文章，我也在场。
于是我们写了一张海报：“现决定：2月4日礼拜天，上海知识青年全体在团部集会。”集会的目的是什么?谁都不清楚，反正一下子贴出去了。到了这一天，整个团部都沸腾起来了。十几年来，第一次有这么多人自发参加集会。各连队知青都是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儿去的。我们说：“威虎山”的人嘛，谁服你呀?！只有十四连和十六连，是排着队整整齐齐到团部的。说明他们有组织，比较守纪律。
举行这么个集会完全是自发的，具体议题也没有，谁愿意跳上去，就讲两句，主要是诉十几年来的苦，并要求团长、政委接见。有人质问：“我们今天这个集会符合不符合宪法?”尽管当时的宪法允许集会，但团长和政委却谁也不敢说“你们集会是合法的”这句话。会场上乱哄哄的，这个青年跳上去讲讲上海知青的情况，那个青年跳上去讲讲云南知青的情况，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整整热闹了一天，傍晚才散。没建立什么组织，也没形成什么决议，说得难听点，就是出出气，究竟下一步怎么走，谁也不知道。
过了两天，乌鲁木齐自治区农垦总局[4]派下来两个处长解决问题。我们说：“灭火队来了！”两个处长，一个姓刘，年纪五十多岁，是上海人。还有一个四十多点儿，姓汤，是南方人。他们不来，我们请愿上访可能还要有个过程，他们一来就发脾气，反而激化了矛盾。我们团知青把这两人请到连队，“你们去看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们的劳动强度、我们的军旅生活，去了解一下实际情况”。把他们请到十八连，请他们看看我们住的窑洞，把我们吃的水舀给他们喝，他们一直不敢喝。他们的到来，教育了我们，开始把各连队的青年串联到一起。
十四连是排着队参加会的，比较有纪律，里面有几个人比较积极，我们就主动到十四连开会。会上有几个同志提出来，你们要当头头，可以的呀，记住，屁股后头有“毛”的不要当头，担心被抓住“小辫子”，说你这个流氓是被关过禁闭的。所以好多人就说，欧阳，我们支持你。这样，在团里就慢慢形成了一个核心。
我们早就考虑一个问题：丁惠民到北京请愿，我们也到北京嘛，我们也要上访。当然，阻力还是很大的，上海知青在新疆17年了，谁敢这么做?！
农场职工工资低，我们提出，全团每人募捐一块钱。就是说，每个连队200至300人，可募捐200至300块钱，并选派一名代表。3月5日上访团出发，一共13个代表，包括我在内。上访团正团长杨东海，副团长杨清良。我的态度很明确：像杨清良，他的口才、肚才、笔才，样样都比我强。上访团打出的旗号是“农一师十四团赴京上访团”，当时的规模还比较小。
同时，我们到附近十三、十一、十二、九、十等几个团场点火，离开阿克苏时，十二团赴京上访团也赶到了，我们的旗号改为“农一师塔南上海知识青年赴京上访团”。
到阿克苏农垦局办交涉时，压力就来了：“不准你们上访。”通知公交车，不准卖票给我们，任何车子不准夹带。当时实行通行证制度，外出要开通行证，我们也没有。在这种高压下，我们只好化整为零，三三两两走，搭便车的也有，买车票的也有，反正自己想办法到乌鲁木齐集中。这样，经过一个多礼拜艰苦跋涉，到了乌鲁木齐。随着其他团代表的陆续加入，我们的旗号又改了，不是“塔南”了，是整个农一师上访团。
在乌鲁木齐时，代表们在农一师招待所开会，意见出现了分歧。有的同志提议到上海去。在场的很多人，包括我在内，都表示反对。理由是：第一，这违反了广大上海知青的意愿，“我们跟上海知青提的是到北京去，怎么可以到上海去呢?”第二，违反了上访的宗旨，“知青问题非得要找中央解决呀，到上海怎么解决呀?”第三，上海知青回到上海，私心杂念容易作怪。会议上争论很厉害，我们持反对意见的人退出了会场，不参加了，让你们几个头头商量去吧！最后结果如何呢?兵分两路，一路由我、杨东海、罗志超等六人组成一支小分队到上海，另一路大部队四十多人到北京上访。途中，我和罗志超等人商定了几条纪律：第一，到上海后不准单独与政府部门接触；第二，不准以“赴京上访团”名义只能以“小分队”名义活动；第三，不准参加民间的民主运动；第四，演讲不要涉及政治问题，只讲新疆知青的遭遇、要求；第五，不再募捐钱粮，以免引起不良影响。这样，就把小分队的活动方式、宣传内容和口径统一了。
到上海后， 先找市委、市政府、市劳动局，申诉我们的遭遇，提出落实知青政策，要求与全国的知青一视同仁。劳动局一个处长接待了我们。我们当时还没有明确提出回上海，只要求落实知青政策。我的理解，知青政策包括几个部分：第一部分，符合政策的人，一定要让他回城，如家庭多子女务农的，父母身边没有子女的，属于统战对象的，“文化大革命”受迫害平反昭雪的，本人有病的，家境困难的等等；第二部分，对留在农一师的知青，尽量上调工矿企业；第三部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使留下来的人待遇得到提高。
临行前，组织各团场写了一个万民折，56米长，用白布做的，前言讲述我们的遭遇、我们的观点、我们的要求，“同意的请签字”几万人在上面签了名。这个万民折，我带到上海后，在人民广场上拉出来展示过。
在上海待了六天。当时，我家里很困难，父亲死了，一个妹妹独身，另一个弟弟刚结婚，难得很。我不愿加重他们的负担，离疆时把自行车卖了120元，吃的是两毛钱的面包，一天三个面包。街道、团市委等部门知道我的困难，就说：“欧阳，你有困难，给你些补助好不好?”我不敢要，也不能要。“你有啥困难提出来，好解决的了。”这些话都出来了。我希望尽快摆脱这种处境，就跟北京的大队人马打电话联系，4月4日单身赴京，加入上访团。
上访团到北京，受到国家农委、农垦总局负责人张秀山、张修竹等人接见，张秀山还有个讲话。[5]本来农垦总局通知，×x要接见我们，我就提出，准备当着××的面对他讲：你自称“人贩子”，事实上确实就是个人贩子。农垦总局的接待人员当即劝我不要这么说，否则，xx是要骂娘的。我说：中央首长骂娘，我也会骂。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后来，因为中央派×x赴云南接对越作战凯旋归来的将士，没有接见成。
我们一共49个人，在北京停留了52天，一直等到中央答应派工作组到新疆了解情况，才离开北京，这时已经5月份了。他们说：“你们几个头头回去，乘飞机吧。“我们不愿意，还是跟大家一起坐火车。
从1979年3月份北京上访，到1980年12月26日我被逮捕，严格说起来是21个月。知青运动长达21个月，几起几落。他们认为我后面有黑手，有黑线。对于这个问题，我在接受审判时跟他们说了：我背后没有黑线，如果有黑线的话，问题可能会解决得更好。我们都是受党教育多年的热血青年，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这是最根本的一条。我们一直相信党中央能妥善解决上海知青的问题，所以不断上访。一旦政府有个消息来了，“要给你们解决问题”，我们就盼着赶快解决。等啊、等啊，到后来等不及了，“哗”的一下又起来了。起来以后你们又来了，于是又等......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知青运动几起几落。
6月份，农垦总局刘济民副局长和办公室贾大秦，领一个工作组到了阿克苏。他们兵分两路，刘到我们十四团，贾大秦到十二团。我们上访时在北京见过面，这次是钦差大臣来了，亲人来了，解决问题来了，我们对他们热情得不得了。[6]
对刘济民，我们是抱了很大希望的。他来到阿克苏，确实也想认真地做些社会调查，但形势的发展却使他难以开展工作。他到了一个连，就被上海青年围住了，从一个连到另一个连，他前头走，后面千军万马跟着，有哭的也有闹的。没人限制他行动，但是客观上行动又受到限制。他不走呢?各连队的上海知青就统统找到他这个连队里来。后来，上海知青就被扣上“围攻工作组”的罪名。[7]
刘济民到我们团，我担任纠察队长，负责他的安全。上海青年人多嘴杂，情况比较复杂，我要求把他安置在指导员家，要求指导员细粮供应，不行的话，我们杀鸡、送罐头给他们吃。但刘济民是绝对不肯吃的，他跟我们一样吃饽饽，就吃半个，不是不敢吃，是吃不下呀。
刘济民跟我见面，谈得很好。中央打电话问他：你受委屈了没有?围困你、打你了没有?刘说：“没有，就是不便行动。”中央首长行动，老百姓限制他，敢吗?不敢。就这样待了六天。临行会上，刘济民流着热泪说：“我一定如实地向中央反映你们的问题，不会有水分，不会作假。”到十二团的贾也有类似遭遇，据事后了解，他的处境可能比刘济民差一点儿，有人推推搡搡，不给他吃饭等等，刘济民是绝对没有的，碰都没碰他一下。[8]
刘济民走了以后，我们又偃旗息鼓，继续等待。等呀等呀，一直没有消息，因此又发生第二次上访。
当时各团的头头包括我在内，在上访问题上有分歧。我们的意见是暂时不要去，中央总是要统筹安排的，国家这么大，我们就再等一等。或者给中央写封信，问什么时候派人来，如果不来，我们又要去了。可有些团场的青年比较激进，不愿意再等下去。
当时上海知青没有统一组织，都是以团场为单位行动，于是一些团场推选代表再次上访北京。7月下旬，他们先后抵达乌鲁木齐，打出“第二次赴京上访团”的大旗[9]。当局劝阻不要进京，代表不听，个别人已登上进京的火车。在这种情况下，留在乌鲁木齐的上访代表被强行收容。[10]对已经在途中的代表，从南京开始抓，在上海抓，一路上发现了就抓，统统送回乌鲁木齐。
这次上访，共有八个团场的73名代表。我们没有参加，知道强行收容消息后，我和杨清良组织人到乌鲁木齐营救，与当局交涉，最后由各团场派人将他们领回。
此后，我们多次组织上访。我到北京去过一次，到乌鲁木齐去过三次。每一次上面答应解决问题，我们就等待，等来等去等到了1979年底。
1980年1月初，我们开了一个各团知青的联谊会，在六团开的，就目前形势、当局的态度、我们的任务等问题发表意见。会上决定组织人到上海去，给当局施加压力，对要求返城的青年放宽限制。会后组织了42人的小分队，由我带队，先到阿克苏，再到乌鲁木齐。在那里得到消息，上海市委书记严佑民已带工作组到达[11]，就向农垦总局提出，跟工作组见面，但他们非要我们回阿克苏。如果我们撤回，工作组坐飞机回上海怎么办?考虑再三，决定兵分三路：12个人回阿克苏，12个人留乌市，我带大部分人去了上海。
四 进驻阿克苏地委大楼
1980年1月份，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政府发布《通告》，接着，《阿克苏报》连续发表五篇评论员文章，对上海青年扣大帽子。[12]他五篇，我们也五篇，针锋相对批驳他。
关于上青联组织，就我自己的经历，没有正式插过旗号成立过。但是这个旗号有，我们怎么称呼自己呢?上海青年联合会，简称“上青联”。各团场各自为政，之间的联系很松散，联席会议不定期，章程什么的都没有，各团场有个核心，派出代表到阿克苏提出问题，这次是你十四团召开会议，下次八团召开会议。当然也有这种情况，有一些人，有一些团场，打出过这个旗号。但就我亲身经历，没有正式成立过。当局夸大“上青联”的情况，就是为了施压嘛！所以这个《通告》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约束力。我没这个组织，也没担任任何职务，没有的。你取缔就取缔好了，反正我们上海青年开会了，我不叫它“上青联”，就说张三李四我们碰碰头吧。而当时是借这个非法组织来取缔你，来压迫你，实际上不起任何作用。
《通告》发布后，知青之间的联系比以前还密切。那时的通讯手段相当落后，比如说这次要在哪个团场开会，就发封信。电话是没有的，公家的电话我们不好用的。信上写着：某月某日召开会议，希望你们准时赶到。有时是你发信，有时是我发信，然后几个团场响应。这个发展过程完全是自发的。正因为没有形成一个集体，各团有各团的意见。上海知青怨声载道，骂头头的也有，灰心丧气的也有，回到上海搞不成调动回来的也有。
严佑民等人来到阿克苏后，召集知青座谈会，产生了《二月座谈纪要》，内容是给上青解决问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一部分知青可以转回到上海市郊农场；符合条件的回去，没有条件的创造条件也要回去。这是原话，当时知青的情况就是群龙无首，各唱各的调。座谈《纪要》发表后，又坐等中央解决，一直等到10月底。我们得到一个消息，阿勒泰农垦局几个团场的八名上海知青，利用公费回到上海，向劳动局咨询《纪要》执行情况，并声明：《纪要》不是儿戏，《纪要》重点讲的是以农调农，允许上海知青从新疆调到上海郊区务农，知青上访就是要求落实这一条。
消息传过来，我就找一些同志商量：既然他们这样做了，我们也要求用公费去阿克苏，看看农垦局的态度。团党委同意去六个人。以我为首的六个人到了阿克苏，找到原农垦局局长、党委书记赵国胜。他的态度很明朗：“不是我们新疆不放，是上海不收，要关门了。你们不要闹了，没戏。”听到这话，我们也不跟他谈了，回到各团场把消息告诉大家：“上海不给解决，我们咋办?”
11月5日，各团代表集中到我们团开会，大家心里没底，想听听我们的意见，我们提出：从8日起组织上海知青大举进入阿克苏，向地区党委提出要求。当时我是这样想的：上海知青如果愿意继续干下去，我们就豁出去当这个头头，如果半途而废，我们也就不当这个头头了。两年来，我一直在为上海青年的事奔波，几乎没工作过，自然没有收入。连队里有出勤卡，一天不工作扣一天工资。我是走到哪儿吃到哪儿，又没啥嗜好，抽烟还是后来在牢里学的。
我们最早提出的要求是，能不能考虑让我们的子女回去一个?这是在1979年。当时考虑到自己年龄大了，回去没多大意义，希望把一个子女的户口办回上海。兵团是怎么一种情况呢?农场职工子女不能考阿克苏市的学校，因为你的娃娃，是农村娃娃，上海知青的娃娃，只好在农场念书。但农场学校教学质量不行，家长担心娃娃的前途，希望至少让子女回上海。这样提，也是为上海政府分忧。娃娃小，治安不成问题，将来就业不成问题，住房不成问题，惟一的要求就是读书。原来小学里一个班40个人，现在增加到45个，也可以，不成大问题。可见，当初的要求很低。我们到北京提，到上海也提，但是他们不接受，只是一味地压、压、压。压到后来，知青就提出回上海了。就这么个简单要求，干脆就是一锤子买卖，其他要求都不提了。
我是8日离开农场到阿克苏的，第二天，各团场知青就大规模上来了。我们要找地委谈，他们不对话。11日气温降到零下20℃，当晚开会决定：第二天进驻地委大院；把被子、行李带上，晚上睡在院子里；不要进入地委办公室。
第二天，集合了数千知青，排好队后要选派代表进地委大楼谈判，我自告奋勇说，“我去，我们几个人去”。好多知青不同意：“你们不要进去，被他们抓了咋办?”就选派了几名临时代表。他们进去，到会议室一看，烟缸里的烟还没抽完呢，人都不在了，哪个房间都没有，就跑出来喊，“都找了，人不在，不在”。知青们一听，气愤得很，就冲进去了，拦都拦不住，进去后就自发撬门。看到这情景，我立刻跟负责纠察的同志说：“赶快跟我进去，凡是重要的门不许进，不但不许进，纠察要待在门口。”怕“二丘货”嘛，你不叫我进，我非进去咋办?这样，纠察队就上去了。整个大楼里面，机要室呀、档案室呀、干部科呀等等重要房间都没有撬。撬的就是工会、计生委、共青团这些一些无关紧要的办公室。进去以后我要求：把办公桌上的东西全部放到柜顶上，用报纸盖上，还要写个封条封一封。整个大楼全部安排人睡觉，留一间房我们办公用。这里有个小插话，在这个关头，我跟团里的一个朋友俞志成争位置，争头头。按说，他的条件比我好——新疆生产战线的标兵，又是拖拉机机长。上海知青的前期活动他没有参加，回家探亲了，到后来却一下子冒了出来。我虽然当过排长，但那是在号称“威虎山”的十八连，该连调皮捣蛋的知青多一些，我的形象也受到一定影响。不过，我在各团的影响比他大，两年来为上海知青的事投入了很大精力，各团场好多人都认识我。我对他讲：“关键的一点，你上有父母，下有老婆、娃娃，两口子身体又不行。当这个头头，将来总是要拉清单的。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少数人闹事，存在问题要解决，闹事的人要法办，父母官要撤职。这是早定下的原则。你上有老下有小，我没有，我的妻子没了，父母也死了，我没啥，豁出去了！”这一番话，加上他妻子的干预，最后他答应了，说：“好的，我听你的！”我们争当头头，不是争名逐利，争的是风险。
13日晚，为了统一领导在阿克苏的知青，各团场一致推举我为总代表，领导班子共有七名成员：我，副总代表王良德，代表冯晶保、俞志成、张鸿兴、陈双喜、陈加春。代表各有分工，领导班子基本成型了。
代表是由我提名的，都是一些比较有能力又甘愿为知青利益奋斗到底的人。我在提名时还要考虑代表的广泛性，必须哪个地区的都有。我还提出，对内部的智囊团千万不要暴露，他们一般是党员或专职干部，很能干的，说白点，都是高智商的人。我尽量保护他们，不让他们露面，开会也不出头。是这样一股无形的力量始终在捧着我，支持着我。
说我是总代表，前面还应该加个“代”字，因为总代表是另外两个人，一个是三团吴鸿飞，一个是七团周荣华，他们已经被关在监牢里面。在这以前，抓了三个知青头头，吴鸿飞、周荣华，还有王良德，他们都是参加2月阿克苏上海知青座谈会的代表，《通告》发布后陆续被抓，罪名天晓得?！是以“违反《通告》的罪名逮捕的。王良德判了拘留半年，5月份被抓，11月5日放出。我带人上阿克苏时，他已经出来了，一出来就接着干，8日跟我见的面，15日成为副总代表。另外两个人一直没宣判，还关在里面。我们就选他俩为总代表。
跟王良德见面时，他从牢里带出来周荣华等人意见：“总结过去的经验：船老大太多要翻船，这次是一定要破釜沉舟的，就只能有一个老大。”大家都表示同意。各团上海知青选我为首，搭了一个领导班子，一直坚持到最后。
欧阳琏在知青大会上发言
进入阿克苏后，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提出质问：为啥要抓胡、周二人?！强烈要求释放他们。我们找公安局要人，要评理，但是没有任何效果。周荣华在七团影响很高，有很多上海青年试图冲进监狱抢人，一道门、两道门都冲进去了，就剩第三道门了。这么冲很危险，公安局派人找我。我吩咐七团的人：“赶快到监狱里去劝阻他们，就说我说的，叫他们撤退！”这样，冲进去的人又退出来了。公安机关有规定的：第三道门，你冲进来他先对天鸣枪，再往里冲就要开枪了。抢救吴、周的行动没有成功，周被判一年半，发送劳改农场；吴被关一年，出来时发给判决书，判刑一年。
上海青年在新疆十几年、二十年里最激动人心的一件事，就是在进驻阿克苏的五十多天里过了一段扬眉吐气的日子，人权得到了张扬，主动性和创造力也发挥得淋漓尽致。我们需要什么就有什么，连维语翻译也有，要让维族人了解我们干啥，以免引起民族纠纷。维语广播，官方有一个喇叭，我们有四个喇叭。他不是有《阿克苏报》的五评和自治区《通告》吗?说我们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施加高压嘛。你念你的《通告》，我念我的文章；你要停电，我们把发电机拉出来。就是针锋相对了。
维族老大爷为上海知青募捐
而地委的态度呢?按照我说的话，就是放任自流，让你们自己去触这个法网，先让你钻进去，再秋后算账。那个时期，地委里任何一个领导都找不到。甚至发生过这种情况：阿克苏的维族人抓到“绝瓦子”(小偷)，他不往公安局送，送到我这里来了；开结婚证书，也跑到我这里来：“头头，你这个头头蛮好嘛，给我开个结婚证书吧。”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局势失控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是民心所向，实事求是讲：他们信任我们。
我多次在群众大会上讲，我欧阳琏这个总代表当得很难，事情办成了，我是当局的罪人；事情办不成，我是上海知青的罪人，没有一点儿好处可得的。当然，我现在可以打退堂鼓，也可以乘机为自己谋点私利，但我不是那种人。所以请大家牢记毛主席的一句话：“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我们在阿克苏的这段活动，就是擦着法律的边缘走，他们一时找不到有效手段对付我们。
五 惊天动地大绝食
13日接到王震打来的电报，大意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垦区集体上访总代表欧阳琏收：上海青年是我亲手组织带领进疆的，数日之内我进疆赴阿，依法全权处理解决上海青年问题。我把电报向上海青年宣读了，大家欢欣鼓舞，很高兴。
王震电报中说“数日之内”，按照我们的概念，什么叫数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以内叫数日，到第11天就不能说“数日”了。他是13日早晨签发的电报，那我们就耐心等10天吧。
上海知青的罢工队伍
五六千知青集结在阿克苏，这段时间咋办?今天游游行，明天开开会，总要弄点活儿给他们干干。当时有人提出堵交通，把交通一堵，南北疆的联系就中断了。还有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建议，都被我们否定了。我们经过反复考虑，决定采取的下一个行动是——绝食。
在各种可能的选择中，大概只有绝食是最有效而且很难被抓住什么把柄的，因为它是一种自残行为，是弱者通过自残表达自己强烈愿望的极端做法。接下来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了解有关绝食的知识，在知青中进行思想动员。报名绝食的人必须身体好，完全是自愿的。
22日，大约5000名上海知青在人民电影院门前召开“坚决要求落实政策誓师大会”，实际是绝食动员大会。我又把王震的电报读了一遍，宣布10天的期限将到，如果王震明天不来，我们就开始绝食。各团场代表都在会上表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绝食现场的棺材(棺材上贴着标语：“坚持到底至死不渝”)
第二天上午10点钟，我带领五百多人到大十字街开始绝食。在誓师大会上我就表了态，带头参加绝食，绝食期间由王良德担任总指挥。参加绝食的人胸前都别有“绝食” 字样的牌子，带着行李。还抬去了三口棺材，在棺材上写着“调职回沪，至死不渝”的口号，四周是知青纠察，不许围观群众接近。安装在街旁楼房阳台上的扩音喇叭不断播送“绝食声明”、“绝食歌”、“思乡曲"，以及上海知青致中央的电报。大家群情激昂，请愿活动走向高潮。
三口棺材怎么来的呢?这中间有个插曲。我们这边几个团已经进驻阿克苏了，沙井子地区的一、二、三团还没上来。他们派几个头头过来看，这次行动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不要再像2月份那样，我们人上来，你们又走了，不了了之，扰乱民心。”一个头头跟我这么说。我当时睡在地委大楼，就说：“我不跟你多说什么，你看我现在在什么地方，还不明白?！我现在要睡觉，不跟你多说了，愿意的话，赶紧下去把人带上来！他二话没说，掉头就走，半夜带着八个人回来了，说后面的大队陆续动员上来。接着，又狠狠叮了我一句：“欧阳琏，如果你这次再像某某人的样子，我要你死！”我说：“你可以呀，我骑在老虎背上，只能进不能退的，现在的局面你没看到吗?”“好，这样子吧，我去搬两口棺材，你如果退后一步我杀了你，我自己留一口棺材，我死。”我说：“可以的，你去。”他就去弄了两口棺材来。后来，代表小组的冯晶宝听说有棺材在那儿，就说：“我也去搬一口。”他又去搬了一口。这样，在绝食现场就搬来了三口棺材。这样视死如归的坚定决心，这样动人心魄的悲壮场面，除了我们阿克苏知青，哪个人见过?在中国知青史上，这确实是值得记载的一页。
严冬里在阿克苏街头静坐绝食的上海知青
我们绝食两天多一点，也就是五十多个小时，地委一直没人出面过问。我绝食了，王良德是总指挥嘛，继续动员知青参加绝食。他想给地委施加压力，迫使地委赶快出面。那么冷的天，气温零下23℃。我们就那么躺在露天的马路边。绝食到72小时，各国对华广播都在报道阿克苏事件，外台广播，大家都在听嘛。他们怎么知道的?当年我在法庭上就说过：“共产党里面有叛徒。”外台不但讲阿克苏的事，还能把我的历史讲得一清二楚，什么我三次到农村，是共产主义信徒了，共青团员了......莫斯科电台、和平与进步电台、欧洲之声电台等等，都在广播阿克苏的事情，都提到了我。
这时已经绝食72小时。按照外台的广播——这是我亲耳听到的：国际红十字会有个章程，凡是签字国，国内发生了集体绝食，夏天气温在35℃以上，冬季气温在零下5℃以下，时间是72小时，可以不通过当事国进行人道主义抢救。国际红十字会给中国红十字会打招呼：我们要进行抢救。因为我们国家大，有能力组织抢救，所以我国的红十字会谢绝了国际红十字会的建议。这以后，阿克苏的局势发生了变化，救护车在绝食现场等着，几个路口都有，白衣护士也上街了。头上的直升机来回直转。
绝食到八十多个小时，第四天也就是26日，知青广播站广播了我的遗言、王良德下达的集结待命的命令，并宣布要坚持绝食100个小时。晚上，政法书记卡哈尔书记(维族人)代表地委到绝食现场进行慰问，遭到上海知青围攻。知青的心情也能理解，你早不出来，晚不出来，现在都四天了，绝食昏迷的就有一百多人了，你才出来！其实卡哈尔书记也是好人，代人受过。他现在退休了，在土耳其，女儿在上海，常到我家来。他女儿嫁给了上海青年，来到上海后又跟男的离了婚，现在带着一个丫头，有困难也来找我。
1980年11月25日国务院复电
绝食人数由当初的500人增加到后来的一千三百多人，可以肯定，这么多人里，没有一个人吃过粮食。吃零食是有的，深更半夜吃巧克力、可口可乐、麦乳精......我估计，一千多个人里像这样的人连100个都没有。在绝食者中女知青大概占30%。我跟王良德交代过：每个绝食的人旁边，设两个纠察。绝食的人那么冷，蒙在被子里，看他半个小时不动了，你们边上的人就推一推他，看他醒不醒。本团看本团的人，千万不能死人。我们通过文献了解到：绝食，滴水不尽的绝食，零下10℃以下，男的最多坚持七天，女的坚持十天。绝食期间不能活动，只能躺着，越活动能量消耗越大。
27日晚上，绝食队伍人心已乱。我在现场看到，一个绝食的人昏过去了，救护车开过来，用担架抬上去，但也有人是自己爬进去的。绝食已经坚持这么长时间了可是没人过问，这是望着我们死啊！
抢救绝食者
对于这种情况，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绝食初，本来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我是一号头头嘛，每天早晨在现场兜一圈，给大家鼓励鼓励。晚上再兜一圈，鼓励鼓励。这时已经筋疲力尽，实在走不动了，就叫纠察队员扶着我在现场转一转，他们要背我，被拒绝了。我要求每个绝食青年抓紧时间写个条子，是上海哪个区，哪个街道，哪个居委会，叫什么名字，属于哪个连队，放在身上，以防不测。我这是往最坏处打算，不想却加剧了人们的恐慌。
头天下午两点钟，我们的广播曾宣布过一道紧急命令：“同志们、上海青年们，请注意，绝食总指挥王良德讲话了。”然后他宣布：“紧急命令，从现在起，阿克苏上海青年只准进不准出；阿克苏的居民不准出入。主要道路交通严格执行命令。各团场机动车，全部集中在地委大院待命。明天下午两点钟，将有重要事情。”大家都议论：明天发生什么事情啊，人都不能出去?
知青本来已经很紧张了，再加上我布置写条子，就更惊慌了。深夜一点，我看到绝食的人们明显动摇了。家属在旁边哭呀，拉着要走啊......我赶快让纠察通知王良德、参加绝食和不参加绝食的代表，到地委楼上开会。我说：“情况大家都看到了，我们已上了楼顶，这个楼梯怎么下?如果按照这个形势发展，我们不攻自垮，自己打自己的耳光。那些人会说，原来你们就是这点本事，根本成不了气候。我们知青休想再提什么要求。”
“有什么办法吗?” 大家你瞅瞅我，我看看你，谁都不吭声，大概有半个小时左右。我说：“我们头头的行动都在大家的眼皮底下呀，我们在上面谈，下面可就更乱了。现在咱们先下去，两点钟上来，在座的每个人都好好想一想，下一步该怎么办?”这样，都下楼了。两点钟不到，再把人召集起来谈，还是没有结果。我就开口了：“现在惟一的办法就是死人，死了人，我们再从楼梯上下来。” 那么谁去死呢?我说：“我去死，现在应该是我死。”
开始绝食的时候，我就估计到可能会出现这个后果，预先带了一个两公升半铁桶，里面装满汽油，放在枕头底下。我说现在必须得死人。王良德跟我说：“这样不行。不如你明天从二楼阳台上跳下去。”我说：“就是平常的人跳下去，腿都不会断的，人家一看就知道你是假的，把自尽当儿戏，不起作用。”俞志成又出主意：“欧阳，你这样，明天就在三口棺材边上自焚，我们纠察队派几个身体强壮的小伙子在棺材里躺着，你一点火，他们就用被子把你身上的火扑灭，好不好?”我就对他们说了：“我已经问过医生，自焚只需30秒钟，人就死了。但有个前提，汽油必须从头上往下浇，如果浇在身上，是可以救活的。你们不要管我！”我又补充说：“不要再争了，我是老大，要听我的，就这样决定了。明天两点钟采取行动。我死以后，你们在座的几个人，一定给我做到一点，宣布上访结束。然后把我临死前的情况，照片也好、骨灰也好，带到北京去，要一个说法，继续向他们反映上海知青的要求。”
这样决定以后，心里平静了。当时我正和一个女青年谈恋爱，回到绝食队伍后，她就在我的边上哭了。我跟她说：“这样走，也没有什么可牵挂的，一了百了。事情就有这么巧，从楼上下来半个小时都没有，哒哒哒，一辆三轮摩托车开过来，下来一个军官过来向纠察问：“哎，同志，欧阳琏在哪里?你们总指挥在哪里?”我没睡，脸上盖个帽子，躺在那儿正想自己的心事呢。听到他找我，连忙爬起来。军官敬了个礼，然后对我说：收到国务院打来的机密电报，一份给刘裕如书记，一份是给你的，是通过中央军委机要室打来的，希望你签收。我签了字，他就走了。来电的开头同以往一样，承认我为新疆上访知识青年总代表，大意是：请即刻复食，中央国务院即刻派工作组抵阿解决问题。
现在来看，如果27日我真的死了，恐怕就要乱，事情没有人管了，知青的眼睛也血红了。有人就对我讲过：“我们矿里来了人，带了一盒炸药。”当时的口号是：“户口不到手，死在阿克苏，坚决回上海。”许多上海知青认为已经没有退路了。
第二天下午两点钟，绝食达到100小时，我们在大十字路召开庆祝绝食胜利大会，会场上人山人海，上海知青加上围观群众有一万多人。周围工厂鸣汽笛五分钟，喇叭播送国际歌。我宣布绝食胜利结束，全体绝食人员一千三百多人开始撤离现场，部分病员送往医院检查治疗。
阿克苏地委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给周围各县党政机关、工矿企业下文件：党、团员不准第二天到阿克苏去，工人不准旷工，团场职工也不准离岗。尽管这样，阿克苏还是人山人海。
11月27日宣布复食后，我们又翘首等待中央来人。等呀等，又没有消息了。
12月初，阿克苏上映印度电影《大篷车》，受这个大篷车的启发，我们决定组织一支数十辆卡车组成的大篷车队前往乌鲁木齐。当时的形势是：自治区正在开人大、政协会；过去，全区只有阿克苏一个点在闹，现在各地知青都在闹，奎屯的上海知青派人来阿克苏串联；农二师上海知青把农垦局占了；北疆的石河子、奎屯、玛纳斯，六、七、八几个师知青都在闹。
我考虑，知青闹返城，过去是点，现在是面，要想把各个点串连起来，只有利用现代化交通工具，也就是用汽车进行长途跋涉的宣传和串联。组织二十多部车子，每个团场一部车、二十多名代表，车上还载着粮食、燃料、锅子。要摆出个架势来，不达目的誓不回家。只要车轮一滚，那些领导一定会来阻止。不管他是当兵的，还是政府官员，谁来阻止，谁就是我们的对话台。一句话，希望通过大篷车队活动，迫使当局对话。他们天天了解我们的动向，给上面打电话、电报，请示、汇报，大篷车一出动，他们立即就会反映，中央也许就派人来了。
在这种想法指导下，大篷车队在12月11日出发了，500名代表，每个代表胸前别着“上访请愿”的胸章，每辆车上写着“上访车”三个字和“请愿赴乌市，迎亲返阿城”、“上访请愿，调职回沪”等口号。车队从夹道欢送的人群中穿过，围观的群众很多。
出发时，我收到农二师上海青年打来的电报，说9日这天，巴州地委发出文件，开始给上海知青发户口了。我叮嘱车队的人：你们车轮滚滚，要慢慢走。一再叮咛。早晨7点钟，也就是北京时间5点钟，我从睡觉的招待所往地委去，遇到两个上海青年，其中一个是俞志成。他们告诉我一个新消息：“欧阳，地委联络员齐秘书来通知，阿克苏地委也要给上海知青发户口了。”旁边有青年搭腔说：“哎呀，你们不要轻信，阿拉吃糖吃得太多了。”我跟两个头头讲：“不要多说了，大篷车队按原计划出发。”
意想不到的是，车队行至拜城县察尔其农场附近，一辆卡车翻车。造成事故的原因是：这辆车是由修理工驾驶的，技术不过关；王良德带队，车速太快，把队形弄乱了；驾驶员们在公路上开起“强盗车”，比速度，比技术，路况又不行，造成翻车。这次车祸死了沈伯年、奚志军、樊德根三名知青，伤十七八人。
车队上午10点出发，晚上5点5分就翻车了，关于给知青发户口的阿克苏地委232号文件是4点55分发下来的。文件一定是经过自治区批准后发下来的，在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下级政府不可能擅作主张，何况是对知青户口这样一个高度敏感的问题呢?如果文件早一点儿下来，还会有翻车死人的惨剧发生吗?！人一死，我觉得有责任到现场去，处理善后事宜，但很多同志阻止我：“你不能走，你一走，阿克苏局面更乱，谁也压不住的。这样吧，还是我们去，请你放心。”我就派了一拨人去，现场还有个临时班子嘛，大篷车指挥部。事情越闹越大，到半夜，农垦局局长找我，要一同前往出事地点，当时我又恨又气，边哭边骂：“你们早一点儿出面，不会出这个事的，现在死人了，你们着急了，要我去，我没办法去！我要去，阿克苏再出事情咋办?！”最后是由其他同志陪着去的。
12日凌晨，在地委遇到一个熟人，北京农垦总局的一个科长，是我们上访农垦总局时的接待人员。他说：“欧阳，你不要多说了，告诉你，中央工作组已经到了现在陪你去见一见。”我说：“现在来不及，事情闹大了，死人了，今天根本没办法跟他们见面。你跟中央首长说，不是我不见面，实在没办法。到地委闹事骂娘的人都有呀。”听说这个消息后，我一再对知青头头们强调：“中央工作组来了，你们赶快向上海青年宣布。工作组来了要解决问题，千万不能用死人闹事。”作为我来说，打这张牌是为了安定民气不要闹事，工作组的到来，附带帮我把情绪激动的知青稳定下来，总算没有出事。
当天晚上，工作组来人问我：“明天见面怎么样?”我说：“明天不行，要到察尔其去，离阿克苏87公里，把车队迎回来，三个人的遗体也接回来。不然的话，他们二百多人，再把车子往前一滚，麻烦就更大了。”他又问：“14日怎么样?”我说：“14日也不行，是礼拜天，要给牺牲的三人开追悼会。”[13]“那15日怎样?”我说：“这几天来我一直没合过眼，15日要休息休息，先睡一觉。”
一直拖到15日下午6点钟，我和王良德等才跟中央工作组见面。工作组成员有农办副主任张修竹等。我们几个代表出发时，上海青年数千人夹道欢送，他们担心我们被抓，自发坐了两卡车，满满地开过去，到了红旗坡农场。武警站在一边，我们的知青也要站在边上，中央工作组的领导干脆说：大家都后退50米，武警也一样。随同他们来的新闻记者要拍照片，我提出我们也要拍，你有录音机我也有。
王良德在追悼大会上发言
座谈开始，张修竹宣布：“现在谈判开始。”我忙出来纠正：“不对，首长，我不是跟你们谈判来了，不存在谈判问题，我们是知识青年，听党的话的，是来向党反映我们新疆知识青年的问题”，“说座谈也行，说反映情况也行，但不是谈判。”“喔，对对对，你讲得对，我们不是谈判。”接下来反映情况，我们说我们的，他们说他们的，没有任何结果。
以后几天又谈了几次。坦率说，我是在有意拖延时间。阿克苏垦区从11日开始发户口了，我要求各团知青头头，把主要精力放在办理户粮关系上，办户口停人不停笔，换着来，两个小时你写得手酸了换你下来，千万不能由我们自己填，不能像云南兵团那样，把图章挂在墙上，随便使用，一定要他们填，并热情招待。头头们要杀个鸡呀，擀个面条呀给干部吃，热情招待他，要他给我们办手续。
从11日到19日共九天，知青们的户口应该开完了。你开完了户口，再想把人留在阿克苏已是不现实的了，因为这是性命攸关的大事。我们为什么能够把大家召集到一起?就是因为有一个共同的理想，这理想就是回上海，所以能够招之即来，来之能战。如果你给办了户口再中途变卦，人家能不骂娘?！
“大篷车”事件中死难知青遗属
19日晚，中央首长对我说：“欧阳，我们现在谈个问题好不好?你先把地委大楼里的人退出来，让他们开展正常工作怎么样?人撤出来后我们再谈，好不好?”我表示：妨碍工作的责任不在我们，是以地委书记刘裕如为首的政府机关人员自动离开的，但是本人愿意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当时户口已经发放，再闹没什么意思了。
接着我召集各团头头开会，会上意见分歧，一部分人同意撤出，另一部分人认为不能撤，“人一撤，他们就会抓人的”。我说：“不会的，我们应该相信党。你们一定在20日把人撤出大楼。”同时布置在这一天召开大会，宣布集体上访结束，并要求阿克苏军分区汽车营123辆卡车全部到位，把知青运回各团场。
六 铁窗生涯
集体上访结束后，我向中央工作组提出回团场，他们不同意，说要召开知青问题座谈会，参加者除我们原来七名代表外，每个团场再选派两名知青，还包括各团团长、政委。为此，发给我们的代表证写着：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阿克苏垦区上海支边知识青年座谈会代表证，我的代表证是0001号。这样，以我为首的代表继续留在阿克苏农垦局招待所。
以后几天，各团场上青代表陆续到达，但团长、政委却没有按时到。当时，各团场第一、二把手跑到哪里去了谁都不知道，有的借这个机会回老家去了。他们害怕群众，所以找不到他们。一直等到25日吃中午饭的时候，自治区谢高忠和中央工作组张修竹等几位领导来招待所看望我们，亲切握手，问寒问暖，问吃得怎么样，被子干净不干净，厚不厚，真像自己的亲人一样。当时，我们特别感谢党的关怀。谢高忠代表中央工作组说：“我们不等了，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在农一师胜利饭店会议室召开知青座谈会好不好?”我表示一切听从中央安排。
当时，阿克苏垦区专门派宣教科干事、一个姓丁的上海青年负责我们的生活起居，他给我们买了第二天的电影票。谁能想到，就在26日凌晨两点钟，我们突然遭到逮捕。当时的情景现在仍历历在目。全副武装的军人带着机枪，先上房顶，把窗前、窗后、院子里控制了都是子弹上膛、如临大敌的样子。各团知青代表都在招待所睡觉，待命嘛，明天要开会嘛。我还没有睡，房间里有俞志成、张鸿兴。
当时我正在考虑一个问题：这么多的青年将要回上海，对当地社会会产生很大影响，包括就业问题、住房问题、治安问题，还有子女读书问题等等，怎么解决?我想到可以继承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发扬南泥湾创业精神，把回到上海的知识青年中会做工的、有手艺的，分别组织起来，进行生产自救；还想到要加强管理，不能因为大批人回到上海，引起社会动荡。
正在思考这些问题，就听到院子里传来“啪啪啪”整齐的跑步声。连忙爬起来，出门一看，迎头遭到当兵的枪托子，“扑”，打在我的屁股和大腿上，又把我打回屋里。这个时候，玻璃窗也被打碎了，机枪架起来直对着里面，紧接着，就对我们宣布：奉中央命令予以逮捕。[14]被捕的有我、王良德、俞志成、张鸿兴、冯晶保、陈双喜六人，两点一刻被带走。长达三年多的监狱生活从此开始了。[15]
他们为啥逮捕我们?目的是为了取消已经发放给上海知青的户口。这几万张户口，不是我们偷来的抢来的，是阿克苏地委经过上级政府批准后正而八经发文件通知办理的，包括工资介绍信、党团关系、粮油关系、户口迁移证等等，这样一整套手续，都是通过合法程序办出来的，怎么能出尔反尔、昼夜之间又宣布作废了呢?！惟一的办法就是把我们这些头头定罪为“反革命"，统统抓起来。
逮捕欧阳琏等八名知青代表的《公告》
我被关进去以后，他们在审讯中不断质问：“你把人带进地委大楼，占据地委大楼，这个行动是不是反革命?把农垦系统打烂，是不是反革命?你们提出‘反对官僚'、'官逼民反'、'打倒法西斯’等口号，是不是反革命?！一句话，你们这次集体上访，几十天里面的所作所为，是不是反革命行为?！”我刚进去时耍了个小聪明，上海人嘛，爱耍小聪明，怕被他们打，在审问中就承认了自己是反革命。当时我认为，逮捕我只是阿克苏地委的私下行动，目的是把矛盾激化的责任强加在我的头上，好向中央有个交代。我想得很天真，中央工作组已经跟我见过面了，过几天他们一来肯定会问：“咦?欧阳琏呢?哦，被逮捕了。”就会出面把我保出来。所以，在头六天的审问中，我一直承认自己是反革命。
这中间，我逐步知道了一些情况：我们几人是中央下命令逮捕的，而且是以“反革命颠覆罪”逮捕的；阿克苏已经宣布戒严，各团场已由野战部队直接实行军管，在塔里木河口，机枪都架起来了。了解到这些消息后，我再不能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了。因为我问心无愧，思想意识里根本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我的所作所为也没有包含这一点，我坚信自己是有血有肉有志气的青年。我们是党和毛主席培育最成功的一代，不可能反党。再说了，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不仅对自己不负责，对上海知青也是严重的伤害，这意味着他们要求落实知青政策，也成了反革命行为。这是我至死不能承认的。
于是想到翻供，但这样做难度很大。在每一天的审讯记录上，都有“笔录无误。欧阳琏”的签字，而且要打上手印。现在要翻供，哎呀，心里想想觉得真难呀！
12月31日这天，专案组提审中问到了一个细节，我乘机要求把记录看一看，记录一到手，就把它撕了。他们当即阻止我，不许撕。有个干部问我：“党的政策你知道不知道?”我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他说，这是一个，但党还有政策。我说：“党的政策很多，我不知道指哪一个。”他说：“好，那我告诉你：我们的党从来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从不放过一个坏人。你以前的供词，有很多部分不是你的责任，你却全部承担下来，这是不对的。
供词虽然撕了，如何翻供，仍是一个难题。你说屈打成招?他们并没有打我，没有打我也就谈不上逼我，不能够无中生有说他们逼供。经过反复考虑，最后想到了两个字：诱供。对于审讯人员来说，搞逼供信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说他们诱供，却不用承担法律责任。因为这是个技术上的问题，无法准确把握的。
31日晚9点多钟，我提出：几天来我的供词，都是在诱供情况下承认的，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更不是什么反革命，要求重新审理我的案子。我承认有错，但不承认有罪。再一次强调，我在阿克苏收到王震和国务院的电报，都承认我是新疆自治区阿克苏垦区上海支边知识青年集体上访总代表。中央都承认我们是集体上访。既然是上访，何罪之有?反革命又从何谈起呢?！
尽管翻了供，接下来的状况却很糟。一些审讯人员在合法的名义下，干着非法的勾当。他们确实没打过我，手指头连捅都没有捅过我，但是却可以任意使用戒具折磨我。我国法律上明文规定，对于不老实的犯罪分子，可以戴刑具，也就是手铐脚镣，至于刑具怎么戴，没有具体说明。说罪犯老实或不老实，全凭审讯者一张嘴，根本没有什么标准，不像算术上的一加一等于二，是明确无误的。你交代得再好，他也可以认定你不老实，使用刑具，滥施刑罚。
我在牢里戴过一段时间刑具，受的那份罪不多说了，再说下去连我的头发都要竖起来了。
因为我是知青第一号头头，要严加监管，有意把我关押在阿克苏地区偏远的温宿县，当地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看守所管教只有一个小青年是汉族人，其他都是维族人。像王良德啊、俞志成啊他们都被关在阿克苏县看守所，那里是汉族人管理，在语言各方面容易沟通。我被关在温宿县，与维族看守语言不通。后来才明白，公安系统有一个寄存制度，就是把本地犯人羁押在异地，以便加强看管。温宿县看守所的维族管教都知道我是“钦犯”，是中央下命令逮捕的，所以管教很严。一直是单独关押，伙食很差，根本谈不上放风，他高兴就叫你放一放风，不高兴就让你拉屎拉在监牢里。在牢房里的一举一动，全在看守的监视下，只有门后头一点儿空间看不到。
这是我最难过的一段日子，真是生不如死。头发在这段时间里都变白了。肉体和精神上的摧残实在受不了了，决定一死了之。阿克苏绝食时我本来就是要死的，没死成。在牢里给我戴反铐，戴得血都出来了。我没有罪呀，却被往死里整，那就让我死吧！
寻死的举动被值班战士发现了，又给我戴上反铐。但他们的态度也促使我反思，坚定了活下去的信念：我罪在哪里?！为什么要白白去死?人一死，什么事情都说不清了，所以，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
这样的煎熬长达20个月，一直到开庭审判以后，把我转到阿克苏地区看守所，境况才有所改观。
在监狱里，我也闹了几次。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对被拘押的人犯，必须在半年内结案，也就是说公安局用一个半月、检察院一个半月、法院三个月。我在狱里关到半年，他们就来告诉说，边境地区情况特殊、路途远，要延长三个月结案。到了第九个月，还没消息，我又闹。看守是没办法管我的，我是阿克苏那边寄存过来的，人又是上面点名抓的，不好打我的呀，隔壁犯人他可以打。他们只好打电话到地区公安局，公安局来人问一问情况：“干啥?九个月了怎么样?好，好，我们向上汇报。”过上一个礼拜，他们拿来上头的一张通知：案情复杂，延长一年。这样拖到一年多，还没有动静，我又要闹。公检法里本来就有人同情我，只是敢怒不敢言，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人就跟我说了：“欧阳琏，你不要闹了，这个问题拖得越长对你越有利。当初要判的话可能就枪毙了，不是有人想要你的脑袋吗?现在形势越来越好，你不要吵，好不好?时间拖得越长越好。
就这样，拖到第20个月才开庭。为什么拖这么久?背后还有原因的：地区公安局知道我的案子棘手，想推给县公安局审理，县公安局不接，“这又不是我的管辖范围，人不是我抓的，你们抓了人要我审，我不干”。互相扯皮。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从阿克苏请来的律师对法院讲得很明白：你们要我做欧阳琏他们的辩护律师可以，但只能做无罪辩护，如果让我做有罪辩护，我就不干了。哪个有良知的律师不珍惜自己的名声呢?开庭的事就这么拖下来了。
最后决定由地区法院审，律师也确定了，审判长又迟迟不能落实。庭长们都不愿意接这个案子，有的就找借口说：“我有病，要住医院了。”最后落实到一个人，叫王xx。他现在是江苏扬州地区法副院长，20世纪50年代华东政法学院毕业生，被错划为右派，判10年刑发配新疆劳改，到新疆后仍不服，再加判五年。“文大革命”后平反，他就留在阿克苏地区法院工作。当时，扬州地区调令要他走，阿克苏地区法院不放，理由是：我们这里是边疆地区，人才要留。王xx接手这个案子时就跟法院领导讲明：“我来审个案子，但是你得把调令给我开好，拿到我手上。把这个案子审理了，我走。”这才叫学法的，办起事来就是滴水不漏。
他是扬州人嘛，家里方方面面都有关系，想方设法调他回去嘛。调令拿到手，他来做审判长，跟我见面，做思想工作：“欧阳，200右派，哪个不是冤枉的?我的经历讲给你听。”讲给我听了，又开说：“你要想通一点，你再顶也要判，不顶也要判，这是革命的需。你如果不跟我顶，顺顺利利地过去，我对上面有个交代，说你态度好，就能从轻判。我从重判你10年，没人说我坏；从轻判你半年，没人说我好，因为这都在法律条文里面。”“你一定要配合我，一定要闹。你不闹，我绝对以最快的速度、最理想的结果给你结案。你闹，我想帮你也帮不上了。开庭时，自治区、中央部门都会有人来听的，我要帮你，人家会出来阻止说，他态度怎么这样坏呀?！”
在法院宣判前，看守所所长、指导员就对我说了：“欧阳，你不闹啊，你的刑期我们听说了，判了八年。你不要闹，就那么认了，再跳、再闹、再骂，还是八年。你不闹，回来后，就留在看守所，送你去劳改队，我有这个权，以后每年给你减半年刑，判八年，关四年多一点点，就放你出去，我向你保证。”
在法庭上，对我不是按政治犯而是按刑事犯宣判的，一共五项罪：破坏社会治安；破坏公共场所治安；堵塞交通、破坏交通；扣留人质、侵犯人权；非法募捐、强硬摊派、敲诈勒索。当王xx念到：五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28年”时，气得我在底下一下子就跳了起：“啊，又上当了！”大庭上的人们听说判我28年，顿时鸦雀无声，好静啊。王xx停顿片刻，才把后面的一句话说出来：“经研究定，改判有期徒刑四年。”哈哈，他给我卖了个关子。接下来宣布判王良德三年，俞志成两年。因为已经关了20个月，计入刑期。还有五个人，或缓刑，或免于刑事处罚，当庭释放。
我没想到会判得这么轻，事前看守所指导员跟我说八年，我基本上也认为是这么个刑期。判刑后把我转到农一师看守所，处境大大改观。按民间的话说：“老鼠掉进米缸里”，吃饱啦！为啥呢?这个看守所有个特殊情况：十个干警中有九个跟上海人沾亲带故。关系最近的是老婆，接下来的是儿媳妇、女婿，最远的一个关系嫂子是上海人。一到看守所，他们就过来跟我握手，关心地问：“八年吧?”我说：“四年。”“怎么四年的啦?我们早听说你判了八年。”
看守所领导很照顾我：“欧阳啊，派你一个事，给干部食堂烧饭。”“哎呀，我烧不来。”“烹调书给你，烹调师你去干。”他说：“我告诉你，仓库里面有米有肉，什么都有，用完了告诉我。11点钟开饭，你10点钟以前得把饭烧好放在蒸笼里边。烧好一个菜先尝一尝，油够不够，有味道没有，咸不咸，就这么简单。”我说：“好吧，我来慢慢地烧。”午饭、晚饭各值一个班，午饭有十个人吃，但总是不全，有的出差了，有的开会了，有的休假了。我的日子比在连队里还舒服。
不久，看守所买了个电视机，那年月电视机很贵重，也交给我管。我说：“我是个犯人，一会儿当兵的要开，一会儿当官的要看，我咋管?”好了，开支部会做了个决议：“过去我们买过录音机，一个月不到就坏了，没人管。现在支部决定：交给欧阳琏来管。管得好鼓励，管得不好加他刑。”这样我拿到了尚方宝剑，有时不愿开，就说：“哎，今天不要看了，我头痛。”很快，我人也长胖了，许多知青啊、老工人啊都来看守所看我。
王良德判刑后关押在阿克苏县公安局，处境当然没我好。后来经过我的努力、他自己争取，也调了过来。我给干部烧饭，他给犯人烧饭，但他吃的是干部饭。每天晚上闲着没事，我俩就对着喝黄酒，三天喝一瓶。
对欧阳琏等人的刑事判诀书(第一页)
王良德判三年刑实际关了两年半，我判了四年刑实际关了37个月。1983年8月，当时的总理到新疆视察工作，在农一师[16]会议上，他提出一个问题：“上海知识青年问题解决了没有?”农一师政委路略回答：“全部解决了。”这时坐在底下有个人冒出来了：“没有！”“谁在讲话?！”在这种场合，等级意识本来是很强的，不该你讲话，你就不能讲话。“我是新华社驻新疆记者，这次总理视察新疆，我奉命随队采访。”“什么名字?”我记得姓韩，韩信的韩，叫韩什么记不清了。总理问：“你是怎么知道的?”他说：“我昨天到监狱里，去看了欧阳琏，他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总理接着讲了一段话，大意是对上海青年要加强正面教育，发挥他们的优势，对我的问题尽快加以解决等等。他的讲话，阿克苏公检法系统很快就知道了，看守所指导员跟我讲：“欧阳，地委书记刘裕如，总理不知道，你的名字总理知道。”“你的问题看来快解决了，还需要什么帮助?”我提出做两个木箱子，走的时候装行李。
出狱后的欧阳琏
看守所领导说快放我了，好呀，我就等着。我的身份是犯人，又不能去催问，只有耐心等待。再说，日子过得蛮好的，阿克苏放电影，他就给我送张票：“欧阳，今天放电影，票子已经买来了，你骑我的车子去看，两点钟三点钟回来都不要紧，你不要不回来。看完电影，去城区哪个上海知青家里吹吹牛、喝喝酒不要紧，可是不要喝醉啊。”
一直到了1984年1月份才放我出狱。1980年的阿克苏事件让农一师的头头们丢尽了脸，不能不对我耿耿于怀。总理在农一师讲完话就走了，口头指示并没有形成红头文件。他们不执行也算不上犯错误，没有接到正式文件呀，所以还是不放你，就这么拖着。那为什么到这时才放呢?原来，国务院解决上海知青问题有个[1981]91号文件[17]，因为我是丧偶的，按照这个文件规定，可以从新疆调回上海，但是规定的截止期限是1983年12月31日，新疆方面故意在期限过后放我，就是不想让我合法调回上海。在上海，公安局跟我说得挺明白：“文件的政策性很强，我们没有办法，但是也不会赶你走。”我终于意识到，这是农一师头头们给我穿的小鞋。
七 回到上海
就像我自己嘲笑自己的：“抓”是革命的需要，“放”也是革命的需要。你能怎么办?找谁讲理去?不过反过来说，也没有人因为我坐过牢就对我另眼相看。我还图啥呢?咱平平庸庸地过个晚年吧。
我是1984年回到上海的。我的一个同事，认识我现在的爱人，他们是邻居，比较熟悉，跟我介绍了她。我结过婚，经历又坎坷，这些情况她都知道。她双目失明，但是我们两个交流得很融洽。她什么都比我强，就是没有眼睛，我什么都比她差，就是有眼睛。1986年我们结了婚，我想这是命运的安排，也是两人的缘分。那时我还没有上海户口，1988年市里出台了一个新政策，照顾夫妻分居，我才把户口办回。按照当时内部规定，分居八年以上才可以回来，但我这个人身份比较特殊，政策就松动一下，把我办回来了。这样，我的户口落在新疆整整20年后终于又迁回上海。回想起来，为了那张薄薄的户籍卡，我们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又承受了多少苦难?！好在一切都成了过去，无论是一连串的噩梦，还是我们的抗争。
回到前面的话题，出狱后我也做过点儿生意，1986年就有十几万了，1989年破产。1989年底，我到新疆买核桃，跟我接头的是原张钟翰秘书，张是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委，他的秘书就因为我叫欧阳琏，提供了方便。给我的薄皮核桃，每公斤2.98元，一共两节车皮90吨。我拿着样品到上海虹口区烟糖公司，他们很满意，答应每公斤给5.6元。如果做成这笔买卖，一下子就能大大翻个身。我把定金付了，回到上海。这么一大批货，需要从银行贷款，没想到银根收紧，贷不出钱来。
我跟兵团签的合同是在新疆交货付款，贷不到钱，只好打电话说，我没办法了，拿不到钱了。如果稍微有些商业头脑，我完全可以告诉对方，自己工作忙走不开，请他按时发货，再派两个人乘飞机过来，由我负责飞机票，到上海后交货付款。我跟上海订有协议呢，只要货到上海，我一个电话，他们到车站验货合格，交钱取货，我再把新疆的货款交给来人。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嘛，可是我却没有想到。个性决定了我不具备商人气质，又没有把握好机会，赚了钱，很快又败了，而且败得一塌糊涂，于是又回到起点。我想，这也是命运安排的吧。
钱没有了，要生存嘛，我就出卖劳动力打工。这中间有个农二师的上海青年，是电缆厂厂长。知道我的遭遇后，很同情，就说，你干脆到我单位来吧。我到他厂子里干了几年。厂里除了少数农民工，都是新疆回来的上海人，也就是我们习惯说的“新疆人”。他们都知道我欧阳琏，所以我的处境好，工作也比较开心。后来这一任厂长调走了，接任的还是“新疆人”，我心里就考虑了：只要“新疆人”当厂长，我就可以有饭吃，如果调来了一个不是“新疆人”的厂长，我这个饭就不好吃了。为啥呢?我在厂子里不是个普通工人，是负责供应科的，不是科长的科长。这个工厂年产值一亿多，一年里有六七千万经我手上走，是很重要的岗位，换了新厂长是不可能用我的。这样就有了危机感。
1996年我到劳动局去，想反映一下将来的劳保问题。阿克苏事件已经过去十几年了，不仅领导对我淡忘了，上海青年对我也淡忘了，许多年里我也没有张扬过自己。一到劳动局，立刻引起政府部门注意：“欧阳琏来了......"！“上个星期欧阳琏又来了......听话听音，好像在讲“狼来了”的故事。劳动局里有许多要求解决遗留问题的上海青年，一些人就像在不要钱的茶馆里一样，喝酒的，骂娘的，哭哭啼啼的，接待人员多半是敷衍了事。看到这种情景，我又忍耐不住了，说：“你们这是在自己糟蹋自己！都五十多岁了，政治上应该成熟了。你们要加强纪律，要有组织。”好了，无意之中又站出来了。
你管这些事情干吗?这全是我的个性决定的。“擒贼先擒王"，市里知道后以“拘留审查”的名义把我抓起来，关了56天，直到1997年的大年三十才放出来。这次是市里面布置抓的，单位想保都保不出来。
电缆厂新一任厂长是个从海丰农场上来的37岁小青年，他一到任果然就不用我了，跟当初的估计一样。这么重要的岗位怎么能要你?他来了要带自己的亲信。这是个肥缺嘛。我在这个位子上，是从不受贿的。惟一能通融的，你送茶叶我要，送我的烟，“红双喜”牌的不要。为啥呢?我跟对方说明了，我500块的工资，抽不起这么好的烟。我不想给自己的领导、上海青年脸上抹黑。但是新上任的领导还是把我一脚踢掉了。这下子咋办?政府就把我安排到一个机关下设的饭店看门。1997年签了一年的合同，谁知好景不长，一年不到，政府又规定，国家机关不许办企业，这个饭店被承包给了个体户。18岁丫头都会做服务员，要我干什么?签订合同时，劳动局特意跟个体户讲好：其他的人都好说，惟独欧阳琏要让他做到合同满了为止。做足了一年，个体户就不要我了。
后来政府安排我到一个居委会看弄堂门，一群带红袖章的老头、老太太，我现在就是干这个。人家是12个小时一班，我是6小时一班，收入是一样的。说是照顾我，爱人是盲人嘛，心里明白，因为我叫欧阳琏。
现在住的这个旧房子是爱人的。去年10月，政府又照顾给我一室一厅楼房，在浦东新区，不用交钱。朋友们都很羡慕，对我说：“欧阳，这是对你20年前所受委屈的补偿。
与欧阳琏夫妇的合影
我爱人去年11月份退休了。因为长期病假，退休前每月只挣280元，退休后养老金七百多元。今年5月我退休后也有七百多元。我们没有娃娃，衣食不用发愁，晚年生活是比较顺心的。
22年以前，阿克苏大篷车队前往乌鲁木齐请愿途中，翻车死了三名上海知青，举行追悼大会后安葬在当地。对于有良知的上海青年来说，这场事故成为心里永远的创伤。特别是近年来，我们这些人陆续返回上海，只有他们的魂魄还孤零零地留在遥远的边疆，这增加了我们的愧疚和不安。因为这三名青年是为上海知青的共同利益贡献出宝贵生命的。
去年3月份，我们得到一个消息，遇难者之一沈伯年的父母在上海川沙县，八十多岁了，父亲已经半瘫痪在床上。两位老人一直思念着22年前死去的儿子，只有一个心愿：“活的时候儿子没在身边，死的时候希望埋在一起，陪陪我们。”这个愿望通过上海青年转达给我。我把许多要好的朋友召集起来，把老人的心愿告诉大家，当时没有一个人表示不愿意管的，这是我最大的心安和欣慰。好多上海青年都说：“这件事要办的”，“是应该的。”
问题是怎么办?家属提出要求无非是两个原因：一个是经济原因，迁坟、买墓地需要不小的一笔钱；一个是身体原因，年事已高，无力长途往返。
考虑到大张旗鼓进行募捐，政府可能会干涉，决定只在最小范围内进行宣传和筹集资金，即使这样，政府还是知道了，并施加了压力。我的态度很明确，我们犯法了吗?！犯法的事我是不干的，不犯法我就要做到底，要了结大家的一个夙愿，让三人魂归故里、叶落归根。你说有什么企图吗?什么都没有，就是为了迁坟而迁坟。但是我们处理这件事还是非常小心，避免招惹麻烦。虽然募捐范围只限于很少一部分人，很快收上来3.6万块。我们先按照家属意愿，在上海郊区为三人买了墓地，然后派代表陪着家属远赴阿克苏，把三人遗体从墓中取出火化，再把骨灰送回上海。
去年12月16日，我们按照上海人的习惯，在冬至前的一个礼拜，举行了入土安葬仪式。许多上海青年希望参加，因为资金有限，包车子是要付钱的，就这么一点点钱，我只好把人数限制在三百多人，除了亲属、生前友好，还有各师、团的代表。这件事圆满结束，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安慰。许多上海青年事后听说了这件事，反响很大：“你们早应该通知我们，我们也要来呀！”但客观条件不允许我们这样做。通过这些活动，本来一盘散沙的上海知青加强了沟通，一人有困难，大家来帮忙。在目前环境下，我们不能有统一的联谊组织，都是各师、各团自发地组织一些活动。以我、王良德、俞志成、杨清良等人为中心，形成了联结各个团场的通讯网。明年，你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打电话给你，请你到上海来。明年是上海知青赴疆40周年，我们准备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入疆30周年时还没有现在这种宽松条件，如果拖到50周年，我们都七十多岁了，精力不行，干不动了，所以40周年是一定不能错过的。我们的主题思想是：“欢聚、庆祝、回顾。”
要说我这一生挺苦的，11岁没的妈妈，30岁没的老婆，40岁差一点儿被枪毙，直到晚年处境才有所好转。但是我永远无怨无悔，因为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我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既承受了苦难，也实现了人生的价值。
[1]1962年3、4月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二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情况已经开始好转。国民经济工作要继续贯彻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2]1949年，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国民党新疆省主席包尔汉先后率领新疆军政人员发出通电，宣布起义，新疆和平解放。陶峙岳所率起义官兵计3个整编师、10个整编旅，共7万人。
[3]阿克苏垦区的前身是兵团农一师。1975年3月兵团体制撤销，同年5月成立新疆自治区农垦总局，原兵团各师机关并入所在地、州，成立地、州农垦局。原农一师所属团场改归阿克苏地区农垦局。阿克苏地处南疆西北部。原农一师共十六个团场，分布在阿克苏地区的一市(阿克苏市)五县(乌什县、温宿县、阿瓦提县、柯坪县、沙雅县)，沿塔里木河南北两岸分布。农一师是上海知青比较集中的地区。1962年冬至1965年底，先后接收安置了四万余名上海知青。除历年因种种原因调离、逃跑者外，截至1978年底，还有上海知青近2.9万人。这些人成为闹返城风的主力。载《中国知青史——大潮》，第752页。
[4]1975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根据中央11号文件改变体制，兵团撤销，各师、团成建制归入地方，在自治区成立农垦总局，在地区成立农垦局，至1984年重新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5]按国家农垦总局(79)国垦办字232号文件，4月28日张秀山的讲话要点是：当年上海青年进疆是正确的，回上海的要求是不合理的；要大力宣传有突出贡献的先进人物；农场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是一定会得到解决的；上海青年中个人和家庭确实有特殊困难需要解决的，按照有关规定，由新疆和上海协商，个别解决。
[6]刘济民关于此行的回忆《我赴新疆兵团处理上海青年问题》(载《纵横》2002年第6期)与本口述多有出入，可以参考。
[7]1980年1月6日阿克苏农垦局《关于阿克苏地区上海青年闹事情况的汇报提纲》称：“当刘济民同志带领的调查组到垦区以后，他们立即有组织有计划地将刘济民、贾大秦二同志分别以1000人和500人之多围困在十四团、十二团五天半和两天半之久，甚至不让吃饭，不让看病。”
[8]刘济民《我赴新疆兵团处理上海青年问题》一文则声称受到知青围攻甚至推操。不过，文中最触动人的还是6月30日上海知青及其子女向他“跪哭”的情景。刘写道：“全场一两千人全都跪下了。人们号啕大哭，哭声连成一片。面对这样的场面，铁石心肠也会动情的，我也哭了。”这不能不使人联想到1979年云南知青向中央调查组组长赵凡跪哭的场面。然而，刘将上千人向他跪哭归结为“几个头头”的“策动”。
[9]7月19日至22日，上访团代表先后到达乌鲁木齐市。他们在红山商场、火车站等闹市区组织演讲。演讲场地用一米宽30米长的白布围成圆圈，布上签有一万多名上海青年的名字。7月21日，他们扛着“第二次赴京上访团”大旗，肩披“走、走、走，坚决走”等白布标语，列队上街游行、讲演。还打着十面颜色不同的旗子，上书“为知青铺路”等口号。一幅27米长的“万民折”则壮年回沪献四化”。参见书写着“热血不为亏损洒，《中国知青史— —大潮》，第754页。
[10]7月22日晚，国务院某领导向新疆等十个省、市、自治区发出电话通知：对已离疆的上访人员沿途进行劝阻、收容、遣送新疆；对在乌市准备来京上访人员，要坚决劝阻。深夜12时，乌鲁木齐有关部门组织警察、民兵三百余人，在阿克苏地区驻乌办事处强行收容了72名上访代表。收缴旗帜、证件、袖章、油印机、照相机、喇叭、万民折等。当时，许多围观群众站出来为上访青年说话，其中有一工厂采购员(也是上海青年)责问警察、民兵：“你们为什么抓人?这些人犯了什么罪?”结果，也被当场抓走。
[11]严佑民这次到新疆，主要目的是参加1月下旬在自治区召开的“关于做好稳定新疆上海支边青年工作座谈会”，参加者还有自治区、农垦部、劳动总局领导和阿克苏地委、农垦局、团场的负责人。
[12]《通告》发布于1月21日，2月4日《阿克苏报》转载。《通告》要求立即解散“上海青年联络总部”和“上海青年联合委员会”等非法组织，停止一切非法行动。违者依法处理。为配合《通告》，《阿克苏报》在2月4日、6日、11日、13日、15日接连发表五篇政论文章，斥责“上青联” 成员为“无政府主义者”、“极端个人利己主义者”，信奉“四人帮”鼓吹的“闹而优则仕”谬论，以及“反对党的领导”、破坏“安定团结”、干扰“四化”建设等等。
[13]追悼会于14日下午4时20分在胜利饭店门前举行，参加的上海知青约有8000人，送了126个花圈，治丧委员会30人，欧阳琏在会上致悼辞。为了救济死者家属，在知青中进行募捐，每人五元。
[14]逮捕证上，给欧阳琏安的究竟是什么“罪”?对于我的询问，欧阳琏是这么答复的：“逮捕证上说什么罪，记不清了，当时我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是社会上公布的逮捕令通告之类是‘反革命颠覆罪'。
[15]关于此事，官方文献是这样记载的：“12月25日上午，地委接到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24日紧急电报指示，立即作了研究和布置，根据电报指示精神，取消了知青代表座谈会，由公安部门于26日凌晨，按照法律程序，依法逮捕了上青闹事头头欧阳琏、王良德、冯晶宝、俞志成、陈双喜、胡大均、张鸿兴、马新顺等八名罪犯。见《新疆阿克苏垦区上海知青聚阿闹事大事记》，第31页。另据《阿克苏志》(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59页称：1980年12月26日经国务院批准，逮捕农垦团场进城闹事的“上青联”总部为首分子9人，收审骨干分子43人。就在这一天，阿克苏行署公安处、阿克苏县公安局发布公告。12月29日，阿克苏行政公署、阿克苏军分区发布戒严令，对阿克苏城区、塔河渡口、农垦14团实行戒严。
[16]1981年6月王震给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的信中，提出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建议。同年12月兵团建制恢复，自治区农垦总局及各地、州农垦局撤销，在此基础上恢复各师建制。
[17l全文为《国务院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上海市关于解决新疆垦区农场上海支边知识青年问题报告的批复》(1981年5月28日)。文件在强调“坚决把上青的大部分稳定在新疆” 的同时，实际放宽了上青返沪的条件。根据附件1《关于解决新疆垦区农场上海支边知识青年问题的报告》和附件2《关于解决新疆农场上海支边知识青年问题的具体规定》，当时在新疆的上青尚有4.88万人，其中符合文件规定条件可以返回上海或调剂到上海市所属外地农场的约为1.5万人，对这部分人拟在三年内分期分批给予解决。其余3.38万人因不符合文件规定的条件必须继续留在新疆。从后来20年的情况看，这三万多人的返沪之路要坎坷得多，许多人倒流回沪后在生活、就业、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遇到种种难以想像的困难，一些人的户口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解决。
[18]本文献未署日期，应在1979年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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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青口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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